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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和宋代词人，真的很有趣！******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上官云)《清平乐》《梦华录》……近年来，随着上述影视剧的热播，宋代的习俗、风土人情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宋代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宋词里藏着故事(二)》作者之一黄鸣认为，很多宋词中记录了宋代生活的片段，也反映出了作者的性情。
就像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代表性人物。他懂生活、热爱生活，还发明了赫赫有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制图：张舰元淡泊名利的林逋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脍炙人口的《山园小梅》，作者就是宋代词人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也与他有关。
“宋代初年，林逋生于吴越之地，从中年起就隐居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中，二十年不入城市。”黄鸣说，林逋将整个人生都寄寓在了青山之中，真正拥有一种淡泊名利的个性。
多年来，林逋一直不仕不娶，终生只爱两件事：一是种梅花，一是养鹤。“世人送了个一个雅号‘梅妻鹤子’，他做了一辈子的单身隐士。”黄鸣解释。
林逋对梅花的推崇，也可以让人们看出这位隐士人品的高洁。《山园小梅》不过寥寥数语，形神兼备地写出了梅花的丰姿，堪称咏梅绝唱。
“宋仁宗曾征召林逋入朝为官，但他固执的拒绝了一切头衔，宋仁宗只好惋惜作罢。在我看来，林逋的隐居是真隐。”黄鸣说。
苏轼性格中的豁达与责任感
说到宋代词人，必定会提到苏轼。黄鸣认为，苏轼性格中既有儒家那种传统的责任感以及刚直的品性，为人又乐观豁达，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代表性人物。
比如，苏轼被贬到南方，岭南有瘴气，但他在给参寥子的信中说“北方何尝不病”，黄鸣认为，这说明了苏轼的豁达，“他还写道，‘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很想得开。”
黄鸣觉得，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苏轼的为人、著作中得到启示。比如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人心理上会出现难以调适的紧迫感，但苏轼恰恰就是最会调理心情的那个人。
“他很善于给自己减压。被贬到黄州时，有一次苏轼和朋友去沙湖游玩，看到一条小溪，水往西流，他很快心有感悟，写了一首著名的词。”黄鸣说。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制图：张舰元这首词中提到，“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黄鸣说，在苏轼看来，就算我们年纪大一点，也不必因为一时的挫折放弃希望。
黄鸣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苏轼住在惠州嘉佑寺时，曾在松风亭附近散步。他想去看看这个亭子，但距离尚远，自己又走得很累。是一口气走到松风亭再休息，还是原地休息后再走？纠结之后，他想通了：想歇随时就可以歇，何必执着于去松风亭再休息呢？
“生活中，我们往往觉得要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苏轼给我们一种启发，随时都可以休息，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生活真意理解得非常深刻。”他说。
一位热爱生活的词人
其实，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网络时代，与他有关的话题也时不时登上热搜。
“少年时代，苏轼读书相当勤奋。”黄鸣说。现在有的家长会因为孩子淘气、不听话而头疼，苏轼、苏辙小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程夫人采用的是言传身教法：她经常叮嘱家中的小孩与仆人，不要捕杀鸟雀。长此以往，苏家宅院里的鸟雀都不怕人，将巢筑在花木的低枝上，珍贵的桐花凤鸟也成群结队而来。
她也极有原则，家中仆人在租来的宅子内偶然挖出两个大罐子，想要打开，程夫人连忙制止，并令仆人原地埋藏。这些事情春风化雨般地被年幼的苏轼看到，终身铭记。
“在历史上，苏轼确实有点‘大嘴巴’，得罪的人很多，这也是他后来被贬时，那么多人落井下石的原因之一。”然而黄鸣认为，这也证明了苏轼是个敢言敢说、有原则的人。
总体来说，苏轼懂生活、热爱生活，在黄州时没什么钱，就去买便宜的猪肉，顺便发明了一种烹饪方法，就是赫赫有名的“东坡肉”，流传至今。
宋词中的衣食住行
实际上，很多宋词作品往往是作者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展示出他们最贴近生活的一面，默默地记录了宋代生活的许多片段。
“宋词里藏着故事”系列。图片来源：出版社供图“唐宋女子喜欢穿大袖衫子，宋代理学兴起，风气相对保守一点，女子一般会在这种衫子里加一层夹衫。”黄鸣说，李清照写过一首《蝶恋花》，其中便提到“乍试夹衫金缕缝”。
黄鸣介绍，再比如说，女性爱美，喜欢留指甲、染指甲，这在古代也是一种装饰风俗。著名的“守宫”，就是一种染指甲的染料。南宋词人刘克庄有一首咏海棠的词，就提到“滴尽守宫难可染”。此外，凤仙花也可以用来染指甲，在宋词中也有反映。
“像发髻样式、簪钗、步摇，以及脂粉、戒指、玉佩等等，这些在宋词中都有反映，可以说，宋词中所记载的事物，就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黄鸣称。
在今天，读宋词、了解宋代词人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在《宋词里藏着故事(二)》中，黄鸣写道，“这一个个历经千百年而历久弥新的词人形象，能启发我们的文思，壮大我们的胸怀，开阔我们的眼界——原来这人世间，还曾有这么一些有趣的灵魂存在过。”
“古人和我们的生活相差较大，但很多情感是共通的，当你通过他们的作品，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就有可能忽然被某种似曾相识的情感击中内心，也能得到一些启发。”黄鸣称。(完)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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