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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少 看好营养标签购买低钠食品******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的重要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但摄入过量的盐也有可能引发高血压等慢性病。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减盐”成了生活新风尚。
最近，国内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启动年货节线上促销活动，减盐酱油、减盐榨菜、减盐蚝油等被打上“减盐”标签的食品，颇受消费者的欢迎。
既然是减盐食品，里面的盐少了，那是不是就能敞开肚子放心吃了？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阮光锋。
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少
普通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很多消费者觉得，减盐食品就是低钠食品，这可大错特错了，因为一些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低。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某些减盐食品外包装的营养标签上，每百克食品含钠量甚至超过2000毫克，这个量已经和人体每日所需的钠含量(2000至2500毫克)相接近了。
为什么在减盐食品中，还含有这么多钠？
阮光锋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国家对减盐食品的含钠量没有统一标准”，具体减盐减了多少全靠行业自律。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宣称钠(盐)含量减少的食品与参考食品相比，前者钠含量必须减少25%以上。简单来说，一款食品想宣称“减盐”，只需找一款大家熟悉的同类食品进行对标，让减盐食品的钠含量比对标食品低25%以上即可。
换句话说，减盐减的是相对的百分比，而非减到某个绝对值。如果对标食品含钠量过高，即使减少25%以上的钠含量，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依然可能偏高。
“另外，减盐食品的口感也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经意间摄入更多盐。”阮光锋补充道，不少消费者在挑选食品时注重口感，一些减盐调味品的减盐量一般，但口感却可能清淡很多，这导致人们在做饭时要放更多的减盐调味品，才能达到让人满意的口感。“比如，近几年减盐酱油很火，但是它的味道会差一些。原先放一勺酱油就能调出的味道，现在可能需要放2至3勺才行。这样计算下来，盐的总摄入量可能是增加的。”
看好营养标签购买低钠食品
相关专家提醒，科学减盐需要从“源头”做起，尽量购买低钠食品。
“低钠不是减盐。”阮光锋强调，“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要求，每100克食品中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方可被称为低钠食品。因此，减盐食品并不一定是低钠食品；相反，很多减盐食品仍然属于高钠食品范畴。”
识别哪些食品属于低钠食品，归根结底要关注的是钠含量本身。预包装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为消费者了解食品钠含量提供了帮助。
专家表示，消费者应重点关注食品外包装上营养成分表中钠的含量，看清其单位是“每100克”还是“每份”；若单位是“每份”，则还要看清每份是多少克，以此来计算食品中的钠含量。
“食用低钠食品、低钠盐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钠的摄入，但肾脏疾病患者需要征询医生的意见，不要盲目选择低钠盐。”阮光锋补充道。
除此之外，科学减盐还需要从厨房做起，减少烹饪过程中盐的使用。
阮光锋表示，可以在厨房中使用限量盐勺，巧妙选择天然食材和调料增味、提鲜，这样可以在增加食物多样性的同时减少盐的使用。例如，可以用葱、姜、蒜、辣椒、花椒、柠檬和醋等增味；鸡精、酱油、蚝油、酱料等调料含有较高的钠，用它们提鲜时应适量、合理搭配。
“研究表明，减少5%至10%的烹调用盐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们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阮光锋表示。
最后，减盐不仅要控制食盐、鸡精、味精、酱油等“看得见的盐”的摄入量，还要注意减少“隐形盐”的摄入。饼干、薯片等食品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含钠量较高，即使吃起来不咸，也不宜多吃。
“盐吃多了虽然不好，但盐中的钠是调节人体生理机能不可或缺的元素，对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摄取太少或缺乏会出现疲劳、虚弱、倦怠等现象。”阮光锋总结道，“我们需要科学减盐，但不能矫枉过正。”(实习记者 裴宸纬)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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