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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浙江两会热议“职业教育”：加强制度保障 推动产教融合******
中新网杭州1月13日电(记者 胡丰盛 施紫楠)12日至16日，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举行，“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培训”“产教融合”等成为人大代表口中的高频词。
据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浙江将开展职业教育培训150万人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10万人次以上，新增技能人才4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0万人；建成零工市场200个。
如何加强技术学校人才队伍建设，让更多年轻人投身制造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直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安吉技师学院电工技师杨应政思考的问题。
浙江省人大代表、安吉技师学院电工技师杨应政 受访者 供图“人才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人才划分不明确、重引进轻培养等诸多问题，阻碍了高层次人才的建设进程。”杨应政认为，对此学校应予以重视，加强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注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翻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长学制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让杨应政感到振奋。
杨应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部门可根据技术学校发展情况，探索出一套与学校发展目标一致的人才建设体系，包括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做到精准“引”、突出“高精尖缺”导向、聚焦人才“引育留”，精准拟定引才需求。
眼下，提高职业教育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基础之一。其中，农业职业教育同样不容忽视。
培养“懂农业、有文化、技术高、会管理、善运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化农业人才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破解“三农”问题，提高农业农村劳动生产率、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浙江省人大代表、嘉善县美华水产养殖场场长杨珍 受访者 供图浙江省人大代表、嘉善县美华水产养殖场场长杨珍直言，目前农业职业教育认同度低、生源差、“爱农”思想教育不够、人才流失严重等成为明显短板。
针对上述问题，杨珍认为，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农业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杨珍建议，打通和拓宽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空间和发展通道，满足“三农”发展对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从办学体制、运行机制、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创新；健全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形成多主体参与的办学体制。
“要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技能标准体系为结合点，围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探索‘农科教融合、育训创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更好赋能乡村振兴。”杨珍说。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翻阅政府工作报告，今后五年的规划透露出浙江加强保障、促进职业教育改革的决心。
针对报告中提出的“深化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浙江省人大代表，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黄潜深有感触。
黄潜直言，目前职业教育中学校办学条件设施设备亟待改善、校企合作“作而不合”、产教融合“合而不融”、保障机制缺乏统筹与协调等问题仍比较普遍。
对此，黄潜建议，切实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建立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确保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优化有关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相关地方性法规，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
“建立健全具有地方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加强质量评价和财政税收保障机制建设，推动职业教育更好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黄潜说。(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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